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國能源對外投資合作 面臨挑戰與對策

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的提出，是新形勢下黨中央、國務院做出的重大戰略舉措，是中國向世界作出的莊重承諾，也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習近平主席作出了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的提出，是中國向世界作出的莊重承諾，符合中國低碳發展的內在價值邏輯，彰顯了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大國擔當，也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對我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生活方式等方面帶來深遠影響。從產業結構來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能加快我國產業變革，工業領域加速向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推動企業在工藝、技術方面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從能源結構來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能推動化石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比重大幅降低，光伏風力發電、生物質能源和核電的比例大幅提高。從生活方式來看，居民生活方式發生改變，化石能源消費將面臨巨大退出壓力，催生新能源汽車、低能耗家電、智能家居消費等眾多的新興產業和業態。綜上，中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戰略帶來行業代際升級、能源結構變革與生活方式變遷，作為服務國內大循環、聯結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樞紐，重新定位對外投資合作、調整對外投資合作策略是時代呼喚和歷史必然。

  不同專家和學者從多個角度實證分析對外投資合作對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以及對綠色發展的影響，為開展后續研究提供堅實基礎。目前有大量學者積極探討和評估了對外投資合作對母國以及東道國的生態環境效應，例如，楊果等在自然資源日益趨緊的背景下，基于2003—2017年的面板數據深入考察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不同類型污染物的門檻效應。結果顯示，樣本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對于母國生態環境污染起到了明顯的改善作用。此外，聶飛等考察了城鎮化的門檻作用，只有當城鎮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才能夠改善環境質量。但就已有文獻來看還存在一些不足，對碳達峰碳中和時間節點的研究力度不足，同時對于其他國家碳達峰碳中和時期對外投資合作策略的研究不夠充分。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世界上其他國家在碳達峰時期實施的對外投資策略出發，客觀分析我國能源對外投資合作面臨的實際情況，真實客觀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從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服務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的現實意義、主要發達國家碳達峰時期對外投資策略、對外投資合作服務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的現實挑戰和對策措施4個方面展開詳細分析，以期望為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更好服務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實現提供參考。

  1、對外投資合作服務碳達峰碳中和戰略

  目標的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明確了我國要盡快實現低碳經濟發展轉型的系統思維，同時對我國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引領的對外投資合作提出新定位和新要求。對外投資合作服務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是維護多邊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現實訴求，是堅持不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

  1.1踐行多邊主義應對氣候變化的現實訴求

  過去幾十年間，氣候變化和日益頻發的極端天氣已經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威脅，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全球性挑戰。在此背景下，全球135個國家和地區通過不同形式對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做出承諾。國際社會為應對氣候變化制定了《巴黎協定》，開啟了“國家自主貢獻+五年評審”的全球氣候治理“自下而上”的新模式，要求各締約國提交國家自主貢獻減排計劃，并對落實情況進行評估。我國堅持在多邊框架下開展氣候變化合作，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致力于推動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但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可能依靠一己之力實現，世界各國聯合起來、加強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必由之路。通過對外投資合作，推動降碳、低碳相關質量標準和氣候變化規則等“軟聯通”，強化與其他國家的氣候變化多雙邊與區域性合作，有利于確保全球氣候治理國家自主貢獻穩定合理推進和落實[7]。同時，通過對外投資合作貫徹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支持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開展清潔能源開發利用，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傳播“能源轉型、綠色發展”思想，有利于強化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是服務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實現的內在邏輯。

  1.2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

  可持續發展是我國重大國家戰略之一，是中華民族對于全球未來的積極貢獻。2021年10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講話時指出，“世界各國應該采取實際行動為自然守住安全邊界，鼓勵綠色復蘇、綠色生產、綠色消費”“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不竭源頭”。對外投資是我國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重要方式，隨著我國對外投資快速發展，中國跨國企業已成為全球經濟舉足輕重的建設者。但同時，由于部分跨國企業存在負責任商業行為領域的不確定性和短板等問題，污染環境等社會責任缺失案例和負面報道時有發生，引起駐在國政府、民眾、社區、媒體及國際社會的不滿，給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造成困難，對國家形象產生一定影響，也有違我國堅持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主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加快“一帶一路”投資合作綠色轉型，為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下調整和優化對外投資合作指明了方向。在此方向指引下，如何調整和優化對外投資合作從而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成為當前我國面臨的重點任務，是助力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1.3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

  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解決我國資源環境生態問題的基礎之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是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主要目標”。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和長期工作，在此過程中，對外投資合作將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通過對外投資合作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助力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根據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我國許多高碳排放產業目前屬于邊際產業，存在著生產要素效率低、創新投入低、產能富余、結構性矛盾等現象。這些產業的對外投資可有效將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將資金、技術和基礎設施等生產要素轉移到國際分工中處于較低階梯的國家，推動我國國內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幫助東道國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通過對外投資加速我國綠色低碳技術突破，助力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科技創新是實現綠色低碳循環的關鍵舉措，通過低碳技術創新及科技驅動實現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碳排放量降低。同時，我國在CO2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節能減排、低碳技術領域同一些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尤其是歐盟、德國、英國等碳中和行動較為積極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于低碳節能技術研發較早，成果較為豐碩，也在碳中和過程中展現出明顯的技術優勢。通過深化科技研發等領域的對外合作，整合全球創新要素，聯合攻關綠色低碳關鍵核心技術，利用全球創新要素資源，為國內綠色低碳技術突破注入創新動能。此外，對外投資還能助力構建我國清潔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體系。以煤為主是我國能源結構的主要特點，也是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面臨主要挑戰之一，構建清潔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體系是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關鍵。對于傳統能源，要合理控制生產和消費，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可能出現能源短缺等發展“陣痛”。同時要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發展銅、鋰、鎳等新能源相關礦產資源對國際市場的需求突出。通過對外投資合作，可以獲取海外能源資源，有效緩解供需矛盾，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部署，具有較強的宏觀性和戰略性，以對外投資合作助力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是持之以恒抓好落實的重要保障和必由之路。

  2、主要發達國家碳達峰時期對外投資合作

  策略辨析

  目前，全球已有46個國家的碳排放實現達峰，其中大部分屬于發達國家。對美日英德等主要國家碳達峰時期的對外投資策略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其具有一些共性特點，主要表現在能源對外投資合作重點轉變、資本輸出持續加快、緊密服務于國內經濟等方面，各國產業政策在此期間發揮重要作用。

  2.1對外投資合作重點轉向清潔能源

  能源是主要國家碳達峰時期碳排放量最集中的領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見表1）

  顯示，美國于2007年實現碳達峰，其碳排放的峰值為61.31億tCO2當量，其中能源領域碳排放量占比達到84.7%。英國、德國分別于較早時期的1990年和1991年實現碳達峰，碳排放峰值分別為6.09、10.52億tCO2當量，能源領域碳排放量占比均在76%左右。日本2013年實現碳達峰，碳排放峰值為13.15億tCO2當量，能源領域CO2排放量占比高達89.6%。化石能源是排放CO2的關鍵因素，減少化石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大力發展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成為各國碳達峰時期對外投資策略的共同目標。2002—2012年，美國油氣開采領域的對外投資額逐年上升，10年間翻了近1倍，2007年增速達到峰值；同期，美國海外煤炭領域的投資額在2007年達到峰值后出現斷崖式下降。即使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帶來嚴峻挑戰的背景下，美國境外天然氣開采等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有增無減。日本低碳減排、新能源開發領域的技術水平長期保持世界領先，在2013年碳達峰時期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由于日本本國資源有限，該領域的海外投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將境外投資獲取的清潔能源輸送回國，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日本減輕了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英國、德國能源對外投資結構的變化受到歐共體、歐盟氣候變化政策影響。1989年里約峰會前夕，歐共體開始實施氣候變化政策，要求各國降煤增氣、制定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和策略。英國、德國對外投資策略隨之發生改變，在對外投資選擇上體現為不斷降低煤炭投資占比，增加天然氣及其他清潔能源的投資占比。不難看出，主要國家在實現碳達峰期間，能源領域對外投資有明顯降煤增氣的特點，另外在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潔能源方面的投資比重也有所增加。

  2.2對外投資規模持續快速增長

  從對外投資規模來看，在實現碳達峰后，美日英等主要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均持續快速增長。在實現碳達峰之前的幾年，美國對外投資增速較快，2007年實現碳達峰后，受同時期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美國對外投資增速有所下降，但總體仍保持增長。日本2013年實現碳達峰后持續擴大對外投資，對外投資額在2017年底達到174.2萬億日元，為2010年對外投資額的2.9倍。英國于20世紀90年代初實現碳達峰后對外投資增長態勢更加明顯，1991—1995年間，英國對外投資額同樣飛速增長，4年間幾乎翻了1倍。究其原因，碳達峰期間，各國在氣候政策及碳稅政策的影響下，國內投資環境成本明顯增加，由于資本趨利的特性，更多資本流向環境成本更低的國家。

  2.3關注并引導全球投資可持續發展

  從發達國家碳達峰時期投資決策來看，這一時期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對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的關注開始呈現上升趨勢，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者開始將企業環境、社會責任和企業治理等可持續發展指標納入到投資決策中。美國2007年實現碳達峰，在同一時期，美國支持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制定并發布了《責任投資原則》（2006年），該原則致力于推動各大投資機構在決策過程中納入ESG原則，幫助簽署方提升可持續投資水平，實則是以此限制其他國家對外投資，間接達到提升競爭對手走出去合規成本的目的。日本2013年實現碳達峰后，在2014年和2015年先后制定并發布《日本盡職管理守則》和《日本公司治理守則》，將以社會、環境、公司治理為代表的可持續發展投資議題納入其中，為日本海外投資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英國1991年實現碳達峰后，于1997年在原英國外交部海外發展署基礎上組建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DFID），旨在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并將非洲、亞洲地區貧困國家作為工作重點。

  3、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下我國能源對外

  投資合作面臨的現實挑戰

  加強綠色合作是建設“綠色絲綢之路”的重要內容，我國對外投資合作助力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已具備較好基礎，但仍然面臨多重壓力，總體發展形勢復雜嚴峻。具體而言，對外投資合作服務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面臨挑戰主要來自3個維度：高碳行業在對外投資中持續快速增長、綠色低碳技術國際市場競爭壓力突出和降碳低碳領域面臨新一輪國際合圍。

  3.1高碳行業在對外投資中占比高短期內難改觀

  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對外投資合作行業結構趨于多元，與此同時，石油、煤炭及制造業等傳統高碳、高耗能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快速增長。目前，業內對高碳排放行業尚未有明確界定，在研究過程中參考環保部《關于加強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生態環境源頭防控的指導意見》（環評〔2021〕45號）等文件規定，將石油、煤炭、非金屬礦物制品、黑色金屬、有色金屬冶煉行業等作為高碳排放行業進行不完全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流向上述高碳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從2011年的20.97億$增長到2020年的252.45億$，增長10倍之多（見圖1）。

  在上述領域，相較其他國家，中國擁有明顯的生產產能、制造或運營優勢，因此在國際市場上不時受到相關國家以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為借口的詬病、指責。對外投資結構優化轉型取決于國內產業結構轉型，但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轉型仍存在能力不足問題，例如，部分經濟發展速度較慢省份的產業結構仍以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其服務業主要是傳統服務行業，這些地區完全依賴自身能力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較為困難。因此導致我國對外投資合作轉型不會一蹴而就，高碳行業在對外投資中增長態勢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3.2綠色低碳技術在對外投資國際競爭中壓力明顯

  能源是我國對外投資的重點領域，能源對外投資結構優化是我國對外投資服務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關鍵，而能源結構的優化轉型離不開綠色低碳技術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當前，我國能源領域諸多技術處于世界發展水平前列。例如，頁巖油氣開采技術和裝備能力獲得大幅提升，天然氣水合物實驗采集成功，這些技術創新為中國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戰略目標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與此同時，我國綠色低碳發展領域的創新技術和世界先進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在光伏發電中的分布式光伏發電集群系統控制、緊急功率支撐等一些技術上離發達國家水平有較大差距。

  3.3對外投資合作市場面臨新一輪國際合圍

  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是國際潮流所向、大勢所趨，降碳低碳已經成為全球產業競爭制高點，也成為世界各國展開激烈角逐的競技場，圍繞降碳低碳領域的大國博弈更加激烈。在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下，銅、鋰、鎳等發展新能源相關礦產資源迎來爆發式增長，成為了世界各國爭奪對象。美西方國家的國際礦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匯集雙方優勢，加快占據全球優質礦產，擠壓我國礦企海外擴張空間，甚至在部分國家鼓動下，相關資源國可能以國家安全為借口迫使我國出售現有權益礦權。另一方面，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通過對部分產品征求碳關稅，或要求購買碳排放許可權等方式，對我國展開圍堵。此外，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借綠色低碳名義，聯手對我國大打“環境牌”，多方面對我國施壓。

  4、能源對外投資合作服務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的對策措施

  4.1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強化可持續發展對外投資理念

  加強頂層設計，樹立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思想和環境保護、減貧、創造就業和提升東道國自主發展能力等可持續發展議題納入對外投資決策評估體系。鼓勵企業開展境外綠色投資、綠色建設、綠色生產、綠色運營、綠色創新，把綠色理念貫穿至對外投資合作全過程。以國家需求為導向進行全球價值鏈整合，優化能源對外投資結構。推動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更好地協同發展、走出去與引進來相互促進，進一步提升中國能源對外投資中的逆向溢出效應，使其更好地服務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實體經濟發展。

  4.2優化能源對外投資結構，促進綠色低碳技術和綠色金融等領域國際合作

  借鑒美日英德等主要發達國家經驗，加快優化調整我國對外投資結構，將合作重點由傳統能源轉向清潔能源、低碳降碳技術領域。推動與更多國家建立綠色國際合作伙伴關系，加強與有關國際組織在綠色低碳技術領域合作交流。依托重點科研院所、高校、企業，建立國際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合作平臺和培訓基地。推動以綠色低碳技術為依托開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制定綠色融資指導目錄，結合綠色低碳相關技術標準，將融資成本與減排降耗掛鉤。加大對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融資支持力度。加強與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合作，利用多邊金融機構低息貸款、國際組織捐贈等融資渠道，降低綠色低碳合作項目融資成本。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巴黎協定》，發布我國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推動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國際交流合作，主動參與全球氣候和環境治理。

  4.3提升綠色低碳技術國際競爭力，著力優化政策支持體系

  發揮產業基金帶動作用，加大對清潔能源等綠色低碳技術領域投資力度，促進技術創新，強化行業合作，建設綠色能源等降碳低碳領域技術專利池，形成自主可控的綠色能源核心技術，夯實低碳化產業基礎。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創新對外投資促進機制，健全綠色低碳領域對外投資信息咨詢等公共服務體系，提升綠色低碳領域對外投資便利化水平。建立綠色投融資標準體系，引導金融機構結合政府氣候戰略和政策要求，出臺綠色能源領域融資政策政策。

  4.4加強中歐及中美在綠色復蘇、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的對話與合作

  依托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雙邊和多邊協定，重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投資伙伴關系[13]。完善健康穩定的中美雙邊經貿關系環境，持續推動美國各州與中國各省間綠色合作，聚焦綠色復蘇等中美共同利益關切，深化雙邊氣候變化對話，加強綠色低碳技術、基礎科學研究、法規制度政策等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結合《巴黎協定》目標，圍繞制造業氣候韌性、綠色建筑、電力市場、綠色金融等關鍵領域，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擴大互利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加強與歐洲各國政府、民間組織和企業開展深入合作，打造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

  4.5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限制高碳項目投資

  發揮好“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伙伴關系作用，支持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開展清潔能源開發利用和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樹立綠色低碳發展良好形象。對接泰國“替代能源發展規劃”等東南亞國家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議及非洲綠谷發展規劃、中東國家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及太陽城建設等發展規劃，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與各國發展戰略和區域合作倡議深入對接。建立“一帶一路”綠色投融資合作機制，引導整合境內外資金投向綠色低碳項目。深化與各國在綠色技術、綠色裝備、綠色服務、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及能源物聯網領域等我國優勢領域合作，積極推動我國新能源等綠色低碳技術及產品“走出去”。

  4.6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慎重考慮境外煤電項目

  推動低碳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太陽能和風力發電、電池儲能和電動車等領域更多低碳技術，助推發展中國家低碳轉型。慎重考慮境外煤電項目，與發展中國家深入開展風能、太陽能、綠色氫能以及電動汽車等領域合作。落實《“一帶一路”綠色能源合作青島倡議》，更大力度支持發展中國家綠色能源技術創新合作，重視綠色能源創新技術的跨國轉化和應用，讓綠色能源技術進步的紅利惠及更多發展中國家。發揮金融和技術的作用，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支持金融機構與企業將環境、氣候風險等因素納入投資決策考量因素，助力發展中國家規避綠色低碳轉型風險，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5、結論

（1）全球實現碳達峰的國家大多屬于發達國家，美日英德等主要國家碳達峰時期的對外投資策略具有共性特點，包括轉變能源對外投資合作重點、持續加快資本輸出、緊密服務于國內經濟等方面。

（2）在碳達峰碳中和戰略背景下，我國對外投資合作仍然面臨多重壓力，主要來自3個維度：高碳行業在對外投資中持續快速增長、綠色低碳技術國際市場競爭壓力突出和降碳低碳領域面臨新一輪國際合圍。

（3）如何有序推進能源對外投資合作是新的發展形勢下的重要研究課題，要進一步強化可持續發展對外投資理念，促進綠色低碳技術和綠色金融等領域國際合作，提升綠色低碳技術國際競爭力，加強與發達國家在綠色復蘇、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的合作，限制高碳項目“一帶一路”投資以及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